5.7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标桩
1)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标桩适用于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边界的标识。
2)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按《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3)标桩分为两种类型。A型标桩采用钢筋混凝土板制作，直接埋入士层中。B型标桩采用钢筋混凝土立柱及标牌制作，埋设于混凝土基础中。
4) A型标桩为基本型，沿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每200m左右设置一个，特殊地段可增加或减少设置数量，人烟稀少地区可不设置。
5)B型标桩为辅助型，适用于人员活动频繁地段的道口、桥隧两端、公铁立交桥附近醒目地点民居附近和人身伤害事故多发地段的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边界设置。
6)标桩在铁路线路两侧规定距离设置时，应与线路另一侧标桩相错埋设。
7)标桩地上部分表面均喷涂黄色，并喷涂黑色图案及文字。
5.8铁路线路安全保护标志及警示标志
1）保护标志采用双立柱式，埋设于混凝土基础中。警示标志采用单立柱式，埋设于土层或混凝土基础中。
2）当有条件时，也可以直接左隧道门两侧按通线(2015)8424-49的图示尺寸喷涂隧道警示标志。
三、从甬温线事故看未来中国高铁的发展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报告》中提及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由于雷击导致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采集驱动单元采集电路电源回路中的保险管F2熔断，加之温州南站列控中心设备的严重缺陷，导致后续时段实际有车占用时，列控中心设备仍按照熔断前无车占用状态进行控制输出，致使D301次列车与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
虽然天气恶劣是事故发生的诱因，但事发时列车上配备的CTCS 系统和ATP 系统都没有起到保护列车的作用，这归咎于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的设计缺陷和监管体系的不严密。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的设计研发是由通号院承担的，新开发不久仅通过铁道部科学技术司技术预审即被合武线、甬温线等线路采用，尚未经过充分的线路检验使得其在正式运营时暴露出了PIO 板的硬件设计问题：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烦人PIO 采集电源仅有一路独立电源，未按规定采用两路独立电源设计，保险管F2熔断后，电源失效，PIO 机柜中全部PIO 板失去采集电源，造成采集驱动单元采集回路失去供电。此外，由于中国在同一轨道线上引入了欧洲和日本几种信号系统，列控系统的体系结构和设备的工作情况易受其影响，甬温线采用的LKD2-T1型列控中心设备没有实现两路输入采集的比较而导致故障的发生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不同系统标准差异的影响。对此，Satoru SONE在比较日本新干线与中国高铁的一文中指出如何根据不同地域、线组、速度等级及气候实现系统的分拣将是未来中国高铁列控系统研发的一大挑战
[10]。中国研制成功并运营着一系列不同型号的列车以适应多变的道路情况和地区气候和地貌[11]，可以说拥有世界上较齐全的高铁系统，如果中国能在未来逐步解决这个难题，将更大的保证运行的安全平稳，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国高铁的竞争力。
这次事故也暴露出现有的CTCS 系统仍存在许多技术的整合的漏洞需要修补，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列控系统作为一个以安全计算机作为基础平台的安全关键系统[12], 我国目前没有能力为其提供达到SIL4 级或SIL3 级的实时操作系统，主要采用国外厂商提供的硬件平台。其次，中国高铁信号系统的DPL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例如，武广线采用DPL 庞巴迪的互通450 ETCS2信号系统；石太线和秦沉线采用基于法国UM2000数字轨道电路和TVM430的安萨尔多设备；京津线采用西门子“联锁SIMIS-W 用。
2003年，铁道部参照欧洲列车运行控制系统(ETCS)相关技术, 根据中国高速铁路建设需求制定了《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技术规范总则(暂行) 》[8]
, 划分了5个不同的等级以满足不同线路运输需求。其中CTCS-2和CTCS-3级列控系统现已经广泛服务于既有线提速和新建时速250km/h、 350km/h的高速铁路[9]，保障列车行车安全的同时提高了行车密度。
CTCS 列控系统的开发及运用代表着我国铁路信号技术的先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免受个别国外公司的制约。但我国高速铁路发展时间不长，掌握的技术及获得的专利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各类技术标准、设备体系结构级管理体制不规范且更新慢的问题。这些标准、设备、安装工程、管理与养护上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恰恰埋下了安全的隐患，而这些问题让中国高铁在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事故中受到了惨痛的教训。
回顾中国铁路发展史，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铁路人就开始了对高速铁路的研究，但由于高速铁路是集多种高新技术于一身的复杂大系统，前期工作一直停留在对修建高铁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经济上的理论论辩上[3]，起步较晚又进程缓慢。在1992年，中国铁道部在《铁路今后十年和“八五”科技发展纲要》中，首次提出发展高速客运的目标，并于当年启动“京沪高速铁路预可行性研究”，标志着中国高速铁路工程正式启动[2]
得到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以及企业工厂的积极配合后，中国铁路人坚持不懈的摸索和自主研发并在1997年进行了时速140km/h的第一次尝试。中国高铁的虽然通过自主研发诞生了像“*之星”这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车型，但相较于同时期的日本、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中国的发展缓慢而落后。
让中国高铁真正走上腾飞之路的是以刘志军为领军的一批铁路人，他们之于中国高铁，就像十河信二与岛秀雄之于日本国铁，大胆而有魄力，能集众人之力重拳出击。当年的日本历经二战重创却较终成为了高速铁路的开创国，期间日本的铁路人吃过的苦不言而喻。虽然凭借着中国铁路人埋头钻研的韧劲和不辞辛苦的意志，中国高铁肯定能在自己独自开发的路上走出辉煌，但时间不等人，迈入21世纪的中国散发着强劲的活力，巨大的运输需求和市场如果不能被自家消化，就会被其他的铁路巨头所瓜分。因此中国抓住这样一个机遇，再加上自主研发和实车试验的过程中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量人才，消化吸收外国成熟的高速铁路技术，中国高铁实现了飞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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